一块招牌上，英文比中文大十倍，真能让一家小店显得更高级吗？ 一个技术概念如果只能用外语解释，究竟是科技更先进，还是表达更懒了？ 人民日报关注汉字文化根基，争论的从来不是“学不学英语”，而是中文能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站在应有的位置。 先把话说明白：在中国强调中文的主体地位，不等于排斥外语，更不是要把英语赶出生活。真正值得讨论的，是公共场合的标识、商品信息和科技术语，是否清楚、规范，能不能让大多数人看懂。 汉字不是一套旧式符号。它连接着教育、公共服务、文化记忆，也支撑着十四亿多人的日常沟通。一个老人看不懂车站导向，一个游客辨不清医院科室，一个消费者读不明白商品说明，受影响的不是“审美”，而是获取信息的便利。 所以，街头招牌上的中文大小、公共标识如何排列，背后确实有公共利益。我国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》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作出规定，公共服务、公共设施和面向公众的相关领域，都有相应要求。规范使用中文，不是跟国际化作对，而是让公共信息先做到清晰可读。 话说回来，中文也不是只能端端正正躺在课本里。它既能写诗词，也能讲工程、谈算法、解释复杂的产业变化。问题不在外语出现了，而在我们有没有把中文表达打磨好。 走在街上，有人见过这样的门面：中文店名缩在角落，英文花体字占据整块招牌；卖的是家常面食，招牌却像一张国外咖啡馆的菜单。也有人在工作群里发一句话，硬塞进好几个英文词，最后同事还得追问：“你到底要我做什么？” 这种现象不能一概而论。有的外文是品牌名称，有的是面向外国顾客的服务信息，放在适当位置很正常。但如果中文被故意缩小，关键信息被外文遮住，消费者看不明白，公共标识失去指引功能，那就不只是“好不好看”的问题了。 更深一层，是一种把外来符号自动等同于高级的消费心理。英文拼写未必带来更好的产品，法文花体也不能替代服务质量。可在某些商业逻辑里，汉字被当成土气，洋字母却被拿来抬价。这种包装看似精明，实际上是在拿消费者的陌生感做生意。 依法规范公共领域的语言文字，当然有必要。但执法也要讲清边界：该规范的是面向公众、具有公共属性的表达，不是把每个人的私人谈话都变成检查对象。法律可以管招牌与广告是否合规，却不会、也不应该派人坐在每个办公室旁边，检查大家聊天时用了几个英文词。 真正让这场讨论有了科技时代的新意味的，是“Token”有了中文名称“词元”。 据国家数据局发布的信息，2025年3月，我国日均词元调用量已超过140万亿。这个数字不是抽象的热闹，它意味着人工智能服务每天都在处理海量文字、指令和信息。词元是大语言模型处理文本时的重要基本单位，既涉及技术运行，也关系到成本计算和产品服务。 把Token规范称为“词元”，不是说技术从此变成了中文，也不是换两个汉字就能追上世界。它的意义在于：面对新事物，我们不必永远停留在照搬外语名词这一步，而可以认真理解概念，再用准确、稳定、便于传播的中文表达出来。 “词”让人想到语言与文本，“元”点出基本单元的意味。这样的译名能否在专业领域长期使用，还要看标准、教材、行业实践和技术交流的检验。但至少，它提出了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：我们能不能在参与技术竞争的同时，也具备命名、解释和传播技术的能力？ 回看过去，“电脑”“激光”“软件”等中文译名，早已进入日常生活。它们的价值不只在于翻译准确，更在于把陌生知识变成普通人能理解、能讨论、能使用的东西。科技不该只在少数人的术语里运转。能把技术讲明白，本身就是创新能力的一部分。 当然，不能把一切中英夹杂都扣上“文化自卑”的帽子。跨国团队需要英语交流，技术人员会使用约定俗成的缩写，学习外语也能帮助我们了解世界。这些都没有问题。问题出在明明有清楚的中文说法，却为了显得时髦而故意绕远；明明面对的是中文受众，却用难懂的外语制造门槛。 比如，“我们来对齐一下时间表”，比“align一下timeline”更容易听懂；“请准备介绍材料”，也比“做个presentation”更直接。若某个外语术语确实有明确专业含义，第一次出现时把中文解释清楚，后续再使用简称，沟通反而更有效。 说到底，语言是工具，也是思维的道路。表达越准确，事情越容易讲清；概念越稳定，行业越容易协作。把外语当装饰，既不显专业，也不见得高效。真正的专业，是知道术语从何而来、具体指什么，还能用听众听得懂的话说明白。 汉字走过数千年，靠的不是把门关起来，而是一次次吸收新事物、解释新世界。真正的文化自信，也不是拒绝外语，而是在开放交流中不把自己的语言放到次要位置。 商家把中文写清楚，是对顾客的尊重；科研人员认真打磨中文术语，是让知识更容易传播；普通人在表达时少一点无意义的字母堆砌，也是对沟通效率的负责。法治划定公共领域的底线，教育、出版、行业规范和每个人的表达习惯，则共同决定中文能不能持续有活力。 所以，题目里的“绝不允许英文取代中文”，说的不是不